一
在傳統中國的文化史上，福建算是后來居上的區域。
經歷了東晉、中唐、南宋幾次大移民潮，浙、閩之間的仙霞嶺，早已不是分隔內外的屏障，而成了溝通南北的通道。歷史使得福建越來越融入華夏文明之中，唐宋兩代，特別是在“背海立國”的宋代，東南的經濟發達，海洋的地位凸顯，福建逐漸從被文明中心影響的邊緣地帶，成為反向影響全國文明的重要區域。在七世紀的初唐，詩人駱賓王曾說“龍章徒表越，閩俗本殊華”（《駱臨海集箋注》卷二《晚憩田家》，陳熙晉箋注），前一句說的是華夏的衣冠對斷發文身的越人沒有用，后一句說的是福建的風俗本來就與華夏不同，意思都是瞧不起東南。但是，到了十五世紀的明代中期，黃仲昭在弘治《八閩通志》序里卻說，八閩雖為東南僻壤，但自唐以來文化漸盛，“至宋，大儒君子接踵而出”，實際上它的文明程度，已經“可以不愧于鄒魯”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史部一七七冊）。
的確，自從福建在唐代出了第一個進士薛令之，而且晉江有歐陽詹，福清有王棨，莆田有徐夤、黃滔這些杰出人物之后，到了更加倚重南方的宋代，福建出現了蔡襄、陳襄、游酢、楊時、鄭樵、林光朝、朱熹、蔡元定、陳淳、真德秀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士大夫。這些出身福建或流寓福建的士人學者，大大繁榮和提升了這里的文化，甚至使得整個中國的文化重心逐漸南移，也許，就像程頤說的那樣“吾道南矣”（《宋史》卷四二八《道學二·楊時傳》）。也就是說宋代之后，原本偏在東南的福建，逐漸成了中國重要的文化區域。
不過，習慣于中原中心的學者，當時也許還有偏見。以來自中心的偏見視東南一隅的福建，那時福建似乎還是“邊緣”。雖然人們早已承認福建“歷宋逮今，風氣日開”（黃虞稷《閩小紀》序，撰于康熙五年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七三四冊），但有的中原士人還覺得福建“僻在邊地”。像北宋樂史的《太平寰宇記》，一面承認“此州（福州）之才子登科者甚眾”，一面仍沿襲秦漢舊說，稱閩地之人“皆蛇種”，并引《十道志》說福建“嗜欲、衣服，別是一方”（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〇〇《江南東道》一二）。所以，歷史上某些關于福建歷史、文化和風俗的著作，似乎還在以中原或者江南的眼光，特別留心福建地區與核心區域不同的特異之處，筆下一面凸顯異域風情，一面鄙夷南蠻鴃舌。但是從大的方面說，我們看到宋代以降，實際上福建與中原的精英文化越來越趨向同一，正如宋人祝穆《方輿勝覽》所說，“海濱幾及洙泗，百里三狀元”，前一句里所謂“洙泗”即孔子故鄉，這是說福建沿海文風鼎盛，幾乎趕得上孔子故里；后一句里“三狀元”是指南宋乾道年間福建登第的三個狀元，即乾道二年（一一六六）的蕭國梁、乾道五年的鄭僑和乾道八年的黃定，他們都是福建永福（今永泰）這個地方的人（祝穆《新編方輿勝覽》卷一〇）。
文化漸漸發達，書籍或者文獻也就越來越多，福建文獻的撰寫者中不僅有本地人，也有流寓或任職于閩中的外地人。日積月累，這些文獻記錄了這個多山臨海區域千年的文化變遷史，而《八閩文庫》的編纂，正是把這些文獻精選并匯集起來，為現代人留下唐宋以來有關福建的歷史記憶。
《龜山先生語錄》四卷后錄二卷，宋將樂楊時撰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福建漕治刻本
二
福建鄉邦文獻數量龐大，用一個常見的成語說，就是“汗牛充棟”。那么多的文獻，任何歸類或敘述都不免掛一漏萬。不過，我們這里試圖從區域文化史的角度，談一談福建文獻或書籍史的某些特征。
毫無疑問，中國各個區域都有文獻與書籍，秦漢之后也都大體上呈現出華夏同一思想文化的底色，但各區域畢竟有其地方特色。如果我們回溯思想文化的歷史，那么，唐宋之后福建似乎也有一些特點。恰恰因為是后來居上的文化區域，所以福建積累的傳統包袱不重，常常會出現一些越出常軌的新思想、新精神和新知識。這使得不少代表新思想、新精神和新知識的人物與文獻，往往先誕生在福建。眾所周知的方面之一，就是宋代儒家思想的變遷。應當說，宋代的理學或者道學，最初乃是一種批判性的新思潮，一些儒家士大夫試圖以屬于文化的“道理”鉗制屬于政治的“權力”，所以，極力強調“天理”的絕對崇高，人們往往稱之為道學或理學，也根據學者的出身地叫作“濂洛關閩之學”。其中，“閩”雖然排在最后，卻應當說是宋代新儒學的高峰所在，以至于后人干脆省去濂溪和關中，直接以“洛閩”稱之（如清代張夏《洛閩源流錄》），以凸顯道學正宗，恰在洛陽的二程與福建的朱熹，而道學最終水到渠成，也正是在福建。因為宋代道學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，雖然祖籍婺源，卻出生在福建，而且相當長時間在福建生活。他的學術前輩或精神源頭，號稱“南劍三先生”的楊時、羅從彥、李侗，也都是南劍州即今福建南平一帶人，他的提攜者之一陳俊卿，則是興化軍即今莆田人，而他的最重要的弟子黃榦是閩縣（今福州）人、陳淳是龍溪（今龍海）人。
正是在這批大學者推動下，福建逐漸成為圖書文獻之邦。慶元元年（一一九五），朱熹在《福州州學經史閣記》中曾經說，一個叫常濬孫的儒家學者，在福州地方軍政長官詹體仁、趙像之、許知新等資助下，修建了福州府學用來藏書的經史閣，即“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，而后為之儲書，以博其問辨之趣”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八〇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二四冊）。宋代之后，經由近千年的日積月累，我們看到福建歷史上出現了相當多的儒家論著，也陸續出現了有關儒家思想的普及讀物。大家可以從《八閩文庫》中看到，這里收錄的不僅有朱熹、真德秀、陳淳的著述，也有明清學者詮釋理學思想之作，像明人李廷機《性理要選》、清人雷鋐《雷翠庭先生自恥錄》等等，應當說，這些論著構成了一個歷經宋元明清近千年的福建儒家文化史。
《儒行集傳》二卷，明漳浦黃道周輯，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刻本
三
說到福建地區率先出現的新思想、新精神和新知識，當然不應僅限于儒家或理學一系。更應當記住的是，從宋代以來，中國政治、經濟和文化的重心，逐漸從西北轉向東南，一方面由于中原文化南下，被本地文化激蕩出此地異端的思想，另一方面海洋文明東來，同樣刺激出東南濱海的一些更新的知識。
我們注意到，在福建文獻或書籍史上，呈現了不少過去未曾有的新思想、新精神和新知識。比如唐宋之間，福建不僅出現過譚峭《化書》這樣的道教著作，也出現過像百丈懷海、溈山靈佑、雪峰義存那樣充滿批判性的禪僧，還出現過禪宗史上撰于泉州的最重要禪史著作《祖堂集》。又如明代中后期，那個驚世駭俗而特立獨行的李贄，有人說他的獨特思想，就是因為他生在各種宗教交匯融合的泉州，傳說他曾受到伊斯蘭教之影響，當然更因為有佛教與心學的刺激，使他成了晚明傳統思想世界的反叛者。而另一個莆田人林兆恩，則是干脆開創了三一教，提倡“三教合一”，也同樣成為正統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挑戰者。再如明清時期，歐洲天主教傳教士“梯航九萬里”，也把天主教傳入福建，特別是明末著名傳教士艾儒略應葉向高之邀來閩傳教二十五年，從而福建才會有“三山論學”這樣的思想史事件，也產生了《三山論學記》這樣的文獻，無論是葉向高，還是謝肇淛，這些思想開明的福建士大夫，多多少少都受到外來思想的刺激。最后需要特別提及的是，由于宋元以來，福建成為向東海與南海交通的起點，所以，各種有關海外的新知識，似乎都與福建相關，宋代趙汝適撰寫《諸蕃志》的機緣，是他在泉州市舶司任職；元代汪大淵撰寫《島夷志略》的原因，也是他從泉州兩度出海。由于此后福州成為面向琉球的接待之地，泉州成為南下西洋的航線起點，因而福建更出現了像張燮《東西洋考》、吳樸《渡海方程》、葉向高《四夷考》、王大?！逗u逸志》等有關海外新知的文獻，這一有關海外新知的知識史，一直延續到著名的林則徐《四洲志》。老話說“草蛇灰線，伏脈千里”，歷史總有其連續處，由于近世福建成為中國的海外貿易和海上交通的中心，所以，這里會成為海外新知識最重要的生產地，這才能讓我們深切理解，何以到了晚清，福建會率先出現沈葆楨開辦面向現代的船政學堂，出現嚴復通過翻譯引入的西方新思潮。
甚至還可以一提的是，近年來福建霞浦發現了轟動一時的摩尼教文書，這些深藏在道教科儀抄本中的摩尼教資料，說明唐宋元明清以來，福建思想、文化和宗教在構成與傳播方面的復雜性和多元性。所以，在《八閩文庫》中，不僅收錄了譚峭《化書》，李贄《焚書》《續焚書》《藏書》《續藏書》，林兆恩《林子會編》等富有挑戰性的文獻，也收錄了張燮《東西洋考》、趙新《續琉球國志》等關系海外知識的著作，讓我們看到唐宋以來，福建歷史上新思想、新精神和新知識的潮起潮落。
四
在《八閩文庫》收錄的大量文獻中，除了福建的思想文化與宗教之外，也留存了有關福建政治、文學和藝術的歷史。如果我們看明人鄧原岳編《閩中正聲》、清人鄭杰編《全閩詩錄》收錄的福建歷代詩歌，看清人馮登府編《閩中金石志》、葉大莊編《閩中石刻記》、陳棨仁編《閩中金石略》中收錄的福建各地石刻，看清人黃錫蕃編《閩中書畫錄》中收錄的唐宋以來福建書畫，那么，我們完全可以同意歷史上福建的后來居上。這正如陳衍在《閩詩錄》的序文中所說“余維文教之開，吾閩最晚，至唐始有詩人，至唐末五代中土詩人時有流寓入閩者，詩教乃漸昌，至宋而日益盛”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一六八七冊）?？梢?，《宋史·地理志》五所說福建人“多向學，喜講誦，好為文辭，登科第者尤多”，“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，吟詠不輟”，真是一點兒不假。
清代學者朱彝尊曾說“閩中多藏書家”（《曝書亭集》卷四四《淳熙三山志跋》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集部二七九冊）。千年以來的人文日盛，使得現存的福建傳統鄉邦文獻，經史子集四部之書都很豐富，翻檢《八閩文庫》，就可以感覺到這一點，這里不必一一敘說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福建歷史上不僅有眾多的文獻留存，也是各種書籍刊刻與發售的中心之一。福建多山，林木蔥蘢，具備造紙與刻書的有利條件，從宋元時代起，福建就成為中國書籍出版的中心之一。宋元時代福建的所謂“建本”或“麻沙本”曾經“幾遍天下”（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），更有所謂“麻沙、崇安兩坊產書，號稱‘圖書之府’”的說法（《新編方輿勝覽》卷一一）。版本學家也許將它與蜀本、浙本對比，覺得它并不精致，但是，從書籍流通與文化貿易的角度看，正是這些廉價圖書，使得很多文化知識迅速傳向中國四方，也深入了社會下層。淳熙六年（一一七九），朱熹在《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》中曾說到，“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，無遠不至”，可當時嘉禾縣學居然藏書很少，“學于縣之學者，乃以無書可讀為恨”，于是一個叫姚耆寅的知縣，就“鬻書于市，上自六經，下及訓傳、史記、子、集，凡若干卷以充入之”。當地刊刻的書籍，豐富了當地學者的知識，也增加了當地文獻的積累，甚至扭轉了當地僅僅重視“世儒所誦科舉之業”的風氣（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七八，《朱子全書》第二四冊），這就是一例。到了清代，汀州府成為又一個書籍刊刻基地，近年特別受到中外學者注意的四堡，就是一個圖書出版和發行中心，文獻記載這里“以書版為產業，刷就發販，幾半天下”（咸豐《長汀縣志》卷三一《物產》）。所以，美國學者包筠雅《文化貿易：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交易》就深入研究了這個位于汀州府長汀、清流、寧化、連城四縣交界地區的客家聚集區的書籍事業，繼承宋元時代建陽地區（如麻沙）刻書業，這里再一次出現中國書籍出版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的福建書商群體。
可以順便提及的是，福建刻書業也傳至海外。福建莆田人俞良甫，元末到日本，由九州的博多上岸，寓居在京都附近的嵯峨，由他刻印的書籍被稱為“博多版”。據說，俞氏一面協助京都五山之天龍寺雕印典籍，一面自己刻印各種圖書，由于所刊雕書籍在日本多為精品，所以被日本學者稱為“俞良甫版”。
從建陽到汀州，福建不僅刊刻了精英文化中的儒家九經三傳、諸子百家以及《文選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賈誼《新書》、《唐律疏議》之類的典籍，也刊刻了很多大眾文化讀本，諸如《西廂記》《花鳥爭奇》和話本小說。特別在明清兩代書籍流行的趨勢和作為商品的書籍市場的影響下，蒙學、文范、詩選等教育讀物，風水、星相、類書等實用讀物，小說、戲曲等文藝讀物，在福建大量刊刻。如果我們不是從版本學家的角度，而是從區域文化史的角度去看，這種“易成而速售”（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）的書籍生產方式，使得各種文獻從福建走向全國甚至海外，特別是這些既有精英的、經典的，也有普及的、實用的各種知識的傳播，是否正是使得華夏文明逐漸趨向各地同一，同時也日益滲透到上下日常生活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呢？
《三溪集》存三卷，明侯官陳宏己撰，寧波天一閣博物院藏明崇禎間刻本
五
《八閩文庫》的編纂，當然是為福建保存鄉邦文獻，前面我們說到，保存鄉邦文獻，就是為了留住歷史記憶。
這次編纂的《八閩文庫》，擬分為三個部分。第一部分是“文獻集成”，計劃選擇與收錄唐宋以來直到晚清民初的閩人各種著述，以及有關福建的文獻，共一千余種，這部分采取影印方式，以保存文獻原貌。這是《八閩文庫》的基礎部分，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，這是為了便于呈現傳統時代福建書籍面貌，因而數量最多；第二部分是“要籍選刊”，精選一百三十余種最具代表性的閩人著述及相關文獻，以深度整理的方式點校出版，不僅為了呈現歷代福建文獻中的精華，也為了便于一般讀者閱讀；第三部分則為“專題匯編”，初步擬定若干類，除了文獻總目之外，還將包括書目提要、碑傳集、宗教碑銘、官員奏折、契約文書、科舉文獻、名人尺牘、古地圖等，我們認為，這是以現代觀念重新匯集與整理歷史資料的一個新方式，它將無法納入傳統的四部分類，卻是對理解福建文化與歷史至關重要的文獻，進行整理匯集，必將為研究與理解福建，提供更多更系統的資料。
經歷幾年討論與幾年籌備，《八閩文庫》即將從二〇二〇年起陸續出版，力爭用十年時間，經過一番努力，打下一個比較完備的福建文獻的基礎。
當然，不能說《八閩文庫》編纂過后，對于福建文獻的發掘與整理就已完成?！栋碎}文庫》僅僅是我們這一兩代人的工作，還有更多或更深入的工作，在等待著未來的幾代人去努力。無論從舊材料中發現新問題，還是以新眼光發現新材料，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上，而又對前人的工作不斷修正完善的過程。還是朱熹寫給陸九齡的那句廣為流傳的老話：“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。”用舊的傳統融會新的觀念，整理這些縱貫千年的歷史文獻，也就無論“人間有古今”了。
《八閩文庫》由“文獻集成”“要籍選刊”“專題匯編”三部分組成
（編輯：陳斯璐）
